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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婚礼与民间婚俗（第4页）

从这纸离婚书中可知，除了女方是官宦人家，被休之女可以回娘家生活之外，显然一般的民间女子，在被丈夫休弃之后，并无权利回娘家生活，而是被转卖于他人为妻，再由原夫收取银两。从离婚书中的内容可以看出，男女双方的离异，总是将责任推卸给女方，说其“家贫反目，妇女二志”，云云。两相比较，妇女在法律上尚没有得到婚姻权利的保障。

尽管只有丈夫才有“出妻”或者说休妻的权利，但明代的法律也对丈夫的权利作了部分的限制。换言之，法律赋予了丈夫“七出”的权利，但同时又通过“三不去”的条例，对丈夫的权利有所制约。如《大明律》规定，“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具”。

所谓“七出”，就是妻子如果犯了下面七条中的一条，丈夫就有权将其休弃。法律所定的“七出”之条分别为：无子、淫逸、不事舅姑、多言、盗窃、妒忌、恶疾。所谓“三不去”，就是法律赋予妻子的部分权利，也就是在下面三种情况下，妻子有权利不被丈夫轻易休弃，即“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与“有所娶无所归”。当然，假如妻子所犯是奸情一类，那么即使有“三不去”作为依据，丈夫仍然有权将妻子休弃。

三民间婚俗

上面所述，大体上是明代民间婚礼所执行的基本情况，相对于官方在礼制上的约定而言，或有相符者，或有不符合者。至于民间所广泛流传的婚姻习俗，更是与婚礼所定大有差别。下面所述主要是流行于明代各地的婚俗。

（一）双转马、弄新妇

在明代婚俗中，值得介绍的是“双转马”与“弄新妇”。按照古俗，亲迎婚礼中有弄女婿、弄新妇、障车、婿坐鞍、青庐、下婿、却扇等礼，但在明代多已不传，所用惟“双转马”和“弄新妇”为多。

新妇进门三日后，与新婿一同回娘家省父母，一般称之为“回鸾”，福建人称为“转马”，又称“双转马”。

上述北京婚俗中，也有此俗。这种习俗起源较早，始于春秋时。如《左传》宣公五年：“秋七九月，齐高固来逆叔姬。冬，来，反马也。”杜预注云：礼，送女留其送马，谦不自安。三月庙见，遣使反马。高固遂与叔姬俱宁，故经传具见以示讥。这就是双转马的滥觞。

婚礼中的打闹，戏弄新妇、新郎，大概唐时即有此风。“娶妇之家弄新妇”句，即为其例。

在明代，绍兴流行戏弄新郎，亲友必将新婿在房内灌醉。在浙江仙居，每当男子娶妇时，也群聚肆闹，称为“打郎”。

显然，也有戏弄新郎之俗。而在徽州等处，娶新妇入门，亲戚都百般戏侮调弄，称为“弄新妇”。新妇的衣服鞋履都用线缝缀，恐有疏脱，以及于乱

（二）特殊婚俗

在明代，民间婚俗中还存在着一些较为特殊的习俗，值得予以简单的介绍。

第一，明初从法律的角度对婚姻作了许多规定。如无论官或民，“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杖九十，并改正”；至于老百姓，“若有妻，更娶妾者，亦杖九十，离异。其民四十以上五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禁止官吏娶乐人为妻妾，“凡官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之”；反过来，又禁止贵贱互通婚姻，“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若妾以奴婢为良人，正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改正”。

第二，关于世婚，即亲上加亲，当时流行姑舅或两姨子女为婚，尤以江西、两浙为甚，由此也引发出许多民间婚姻诉讼，因此明初在法律上加以禁止。洪武十七年（1384），朱善上言，除了尊属卑幼相与为婚有禁外，请求允许姑舅、两姨子女互为婚姻，重新得到了明太祖的认可。显然，姑表或姨表结亲，随后已获得法律准许，并一直在民间十分流行。

第三，婚俗中有婚宴，民间习俗多以客多相夸尚，有的甚至请客达到百人。有的女方为图好看，壮门面，追求客多，彼此竞从奢靡。当时有一种“抄手筵席”，男女两家迭为备办，一往一来，糜费无益。

第四，婚俗中还流行“就婚”、“借亲”之俗。所谓就婚，就是弟娶孀嫂，或兄娶弟媳，本来是元代遗留下来的蒙古收继婚习俗，《大明律》已明令禁止，如法律规定：“若收父祖及伯叔母者，各斩。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妾各减二等。”

但民间相沿日久，恬不为怪。所谓借亲，就是在丧期内婚娶。

这种习俗在明代中期以后已习以为常。除此之外，为了便于“养赡”，在浙江温州府乐清县的丐户中，还流行弟兄“合娶一妻”之俗。

此俗直至弘治年间才被禁绝。

第五，诈冒结婚，也为律所明禁。如本人原有残疾，或者其人过老过幼，或者是庶出、过房之类，隐讳不言，却让妹妹、兄弟代替，诈令看视，均为法律所禁止。但媒婆的盛行，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这种习俗在明代民间仍然很风行。

原因很简单，媒婆巧言令色，走东串西，为了谢媒钱，不得不采取这种诈冒的做法，以此瞒天过海。

第六，指腹为婚。按照明太祖所立的规定，男子必须15岁以上、女子必须14岁以上，才可以行礼、成婚，严禁“指腹结襟”。但在明代民间甚至士大夫之族中，指腹为婚之俗还是相当盛行。男女方在襁褓，就苟且徇情，先行聘礼，在杯酒谈笑之间就轻于许诺，或者希图财产势要，造成成婚以后，或发现对方有疾，或贫富悬殊，多有匹配不宜。无奈之下，只好悔约，甚至告官。

第七，再婚。尽管朝廷所倡导的是妇女守节，但事实上在民间还是存在着不少妇女再婚的俗例，只是民间仍然不以此俗为善行而已。如在江西南昌，将妇女再嫁称为“过婚”，而且其俗相当厌恶再婚妇女上轿，“谓在人门前，即主其家不利，故一巷之内有过婚者，邻家各持棍石以待之。婚家亦知旧俗，皆以午夜背至旷地而后登车。又闻过婚女家，亦不肯令从门出，甚至穴墙而径焉”。

第八，婚姻论财的时尚。按照传统的说法，婚姻论财，是一种“夷虏之道”。但在晚明，人家结亲，或者婚娶，论财已是一种时尚。在民间婚姻风俗，所崇尚者，专是附势图财，而善恶、尊卑，全然不顾。即使聘定嫁娶，还是最看重“以茶礼、妆奁迎于街路，以夸富盛”。

这种风气，即使缙绅之家也是不可避免。

第九，《大明律》规定，凡是娶同母异父姊妹，以奸处论，并判离异。至正统年间，据闽县知县陈敏政的条陈可知，当时民间世俗之人存在着与此相类的婚姻，诸如：将后妻所携前夫之女娶为自己儿子的媳妇，将后妻所携前夫之子作为自己的女婿。在传统的礼教看来，尽管婚姻的双方无血缘关系，但其结果则使“不惟兄妹男女之别不明，亦且父母舅姑之名不正”，同样有“乱伦”之嫌。

四性生活风俗

中国儒家传统虽有“食色性也”之说，但儒家所谓之“性”，不过是一种香火的延续，根本不是生理的体验乃至享受。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明朝人的性观念，乃至由此而形成的性风俗，尤其值得重视，并加以研究。

（一）宫中性教育

太子生长宫中，为了防止他们成人以后不懂人事，所以明宫之中也有一套性的启蒙教育制度。其中包括“喜神”与“猫儿房”。

正在脱衣的女子（选自仇英绘制《列女传》）

喜神在明代又称“欢喜佛”，起源于元代的“演揲秘密法”。元成宗时，建天宁、万寿两座寺庙，寺中塑“秘密佛”，形象丑怪，这就是“演揲秘密法”。而在明宫大内，也有一座秘殿，内塑一“喜神”。每当皇帝大婚，就事先入参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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