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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婚礼与民间婚俗（第6页）

这种好男风的习气甚至影响到了一般的读书人中。如史载，嘉善秀才夏绳与马五俩人，就“为龙阳之宠”。

明代的福建，其俗好男风，并将“男淫者（”即男性同性恋）称为“契兄弟”。据史料记载，福建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妍媸，各以其类相结，年长者为“契兄”，年少者为“契弟”。兄入弟家，弟之父母也很疼爱这位契兄，犹如自己的女婿一般。而契弟日后的生计及娶妻诸费，也都由契兄置办。其中互相爱慕者，即使到了而立之年，还是在一起寝处，如同伉俪。至于其中一人另有相好，形成告讦，则称“要奸”。在契兄弟中，因相好昵厚，不得遂愿，也时常发生相抱一起投河殉节的事例。除了年貌相若者称契兄弟之外，还有一种“契儿”。一些壮夫好淫，就花重赀购入姿首韶秀的美少年，与其讲“衾裯之好”，自己以父自居，而将诸少年列入子舍。

（四）春画

所谓“春画”，就是男女之间的秘戏图。一般的说法，认为春画起于汉代的广川王。据说这位广川王将男女交接之状画在屋顶，召来诸父姊妹饮酒，仰观春画。至齐后废帝，在潘妃诸阁的壁上，也画有男女私亵之状。至隋炀帝时，出现了乌铜屏，白昼与宫人在里面戏影。唐高宗时所制镜殿，也可视为春画一类。从徐陵与周弘让的书信中，可知宋代画院同样有《春宵秘戏图》一类的春画。

元末明初的诗人杨维祯有诗云：“镜殿青春秘戏多，玉肌相照影相摹。六郎酣战明空笑，队队鸳鸯浴锦被。”可谓已尽秘戏之能事。

后代所传春画，大体不出汉广川、齐东昏的模范。在明代，从古墓中发现了汉代的画砖，砖上也有很多春画，

而且还有男色的春画。明代有许多著名画家就工于春画此技，前有唐伯虎，后有仇瑛，但后来仿冒他们的伪作也很多。在明代，还流传一些从日本传入的春画，更为精致，而且与唐、仇所画不同。尤其是画在扇面上的日本春画，上面画两人野合，旁有一人奋白刃驰往，又一人挽臂劝阻，情状栩栩如生。与中国春画的鄙亵不同，日本春画相对就显得雅致一些。所用之绢极细，点染也颇精工。除了画在扇面上的春画之外，有些春画就画在绢上，画面“惟远相注眺，近却以扇掩护面，略偷眼觑”，即使是女子洗浴之画，女子也是在帏中，仅露一肘。

明代的皇帝有很多“好内”之习。如明穆宗就是一例。他在命内府烧造的瓷器中，诸如酒杯茗碗之类，“俱绘男女私亵之状”。

这是春画进入明宫瓷器的例证。

在明代，春画开始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流行。即使是一般的民间百姓之家，其家中妇女同样有机会看到这些春画。

当时有一首民歌道：

姐儿房里眼摩矬，偶然看着子介本春画了满身酥。个样出套风流家数侪有来奴肚里，

得我郎来依样做介个活春图。

书院所聚集的多是一些读书识礼的秀才，但就在这些书院中，也经常能见到一些春画，甚至有些秀才还在上面题上全是“淫言狎语”的诗句。

（五）春药与淫店

明代皇帝中，也有一些比较注意用“媚药”，并喜欢收集“房中秘方”。所有这些，都可以称之为春方、春药。据史料记载，景泰皇帝曾临幸教坊司，与妓女李惜儿关系颇密，锦衣卫百户殳崇曾向景帝进奉“淫药”。

成化年间，当时的大学士万安就靠向宪宗进献媚药获宠，而万安的媚药，则来自御史倪进贤。至于像方士李孜省、原任都御史李实、给事中张善，都曾经向宪宗进献过房中秘方。成化十七年（1481），道录司右至灵邓常恩凭借向宪宗进献房中术，得以升任太常寺卿一职。

嘉靖年间，罢任府丞朱隆禧，制一“太极衣”，以献世宗，其实也是一种房中术。

嘉靖年间，世宗虽号称注意“长生”之术，其实他所注意的这些方药，大多是为了供“秘戏”之用。于是，当时无论是方士，还是官员，纷纷向世宗进献方药，藉此邀宠。从当时的房中秘方或春药来看，又可分为两派：邵元节、陶仲文这些方士所献房中秘方，是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

而顺天府丞朱隆禧、都御史盛端明、布政司参议顾可学所进秘方，则是用秋石取童男之尿，取头尾，炼之如解盐。明穆宗即位以后，年值壮龄，也被太监所惑，使用这些房中秘方，阳气大发，“阳物终日不仆，遂不能视朝”。

上面所用两种房中秘方，其特点无非是一些热剂，靠此以发阳气，对于治疗阳痿（传统典籍又称之为“阴痿”）还是有一些作用的，如成化年间的大学士万安因为年老阴痿，后来就是靠他的门生倪进贤所进的秘方，才“洗之复起”。但毫无疑问，这些房中春药又大多用于秘戏，时日一久，必然有碍身体。

在明代的士大夫中，也是使用春药成风。如后来官至兵部尚书的谭纶，起初也从方士陶仲文处学得房中秘方，行之颇验。后谭纶又将此方进献给张居正，才获得高官。谭纶用此药达20年，一夕御妓女而败，自揣不起，临终遗嘱张居正，告诫他慎用此药。谭纶死时年刚过60岁。张居正使用此药不已，后来身体也日以枯瘠，不及下寿而段。死时肤体燥裂，如炙鱼一般。又如滁阳有一位聂道人，专门出售红铅丸，当时的庐州知府龚廷宾多内宠，听说后大喜，就花100两银子买了10丸，在一月之内，将所有红铅全都服下肚去，不久，七窍流血而死。

春药的制作，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方法之外，其中如云南所产的江鱼与山东登州海中所产的腽肭脐，都是制作媚药的必备之物。据记载，云南孟艮府小孟贡江所产肥鱼，“食之能御百女”，故当地“夷性极淫，无贵贱，一人有数妻，不相妒忌”。这种肥鱼，虽有此功效，却很少传之内地，故在明代典籍中也无关于它用之春药的记载。腽肭脐，俗称“海狗肾”，产自山东登州海中，在明代常被用作制作春药。如张居正在晚年因姬侍过多，不能遍及，就专用腽肭脐取药。据说，这些腽肭脐都是由戚继光每年进献，而戚氏就是山东文登人。腽肭脐虽功效奇特，但终究属于一种热剂，久服之后，就会热发，终日燥热。如张居正，就因久服此药，即使到了数九严冬，也不能戴貂帽，后竟亡于热病。

媚药的制作，大多需要壮阳之物。在明代，普遍用作制作媚药的壮阳之物有肉蓯蓉、蛤蚧、山獭、紫河车等。肉蓯蓉产自西北边塞的堑中或大木上，据说是群马交合，精液滴入地中而生。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不足取信。此物皮如松鳞，其形柔润如肉。据载，此物一得阴气，就会变得更加壮盛，采之入药，能增强阳道，补阴益精。蛤蚧，是一种偶虫，雄为蛤，雌为蚧，常常相随不舍。每当它们交合之时，将其捕获，虽死还是牢抱不开，人们就用它们制作媚药。又有山獭，淫毒异常，诸牝避之，无与为偶，所以山獭往往抱树而死，其势（即阳物）入木数寸，人们破树取之，能壮阳道，据说比海狗肾的功效还好。至于紫河车，在明代更是被人们视为至宝。医家一般称其为“混元球”，以取自男胎首生者为佳，其实就是男胎的胞衣。此药虽无毒，但性也是大热，虚劳者服之恐长其火，壮盛者服之徒增其燥。

在明代的富贵之家，常令稳婆从产妇家盗出胞衣，取紫河车为丸，其价达千钱一丸。在桂州一带，更是保留了一些“夷俗”。妇人生子以后，就取胞衣，洗净细切，再用五味调和，烹之以享亲友。

在云南，专产一种房中之物，称“缅铃”。

在云南文武官员的简牍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以缅铃互相馈赠，而且称之为“太极丸”。

按照中医的说法，琥珀可以起到宁心魄而利小遗的功效。广东专产一种“抱龙丸”，也属春药，并为天下人所贵。

此药所含成分，就有琥珀，而且是自然形成的真琥珀，并非是那种金珀，仅仅是以油煮蜜蜡制成。

上面所有这些药物，总体上说就是“房中药物”，也就是用于房中秘戏之用的药物，说得雅一点，就是春药，说得俗一点就是淫药。其所用之物，不过都是一些热毒之物，如蛤蚧、海马、狗肾、地龙、麝脐、石燕、倭硫、阳起、蜂房、蚁子之类，其实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保生”观念。但就是这些药物，往往在表面上总是打着“海上奇方”的牌子，对一些好色之徒还是颇具诱惑力。细分之，不过是外用与内服两类，举例如下：进入到耳朵里的，有“耳珠丹”；进入鼻子里的，有“助情香”；进入到口中的，有“沉香合”；握于手中的，有“紫金铃”；封在肚脐内的，有“保真膏”、“金蒸脐饼”、“火龙符”；固于腰的，有“蜘蛛膏”、“摩腰膏”；含在龟头上的，有“先天一粒丹”；抹在龟头上的，有“三厘散”、“七日一新方”；用来缚龟根的，有“吕公绦”、“硫磺箍”、“蜈公带”、“宝带”、“良宵短”、“香罗帕”；用来兜小腹的，有“顺风旗”、“玉蟾裩”、“龙虎衣”；用来搓龟头的，有“长茎方”、“掌中金”；纳其阴户的，有“揭被香”、“暖炉散”、“窄阴膏”、“夜夜春”；用来塞肛门的，有“金刚楔”。所有这些，都是用于皮肤，靠气来感应肾家相火，使一时坚举，以助情逸乐。至于服食之药，也是其名种种，如“桃源秘宝丹”、“雄狗丸”、“闭精符”之类。

可见，外用者除春药外，有些就是“淫具”，至于内服者，全属春方之药。

明朝人佚名所著《如梦录》一书，其中内文有七处提到了“淫店”，而且都设立在钟楼南北，靠近一省最高衙门巡抚、都、布、按三司的左右，足以证知淫靡之风已经在明代上层社会中日益传播。书中初时仅记“淫店”二字，颇为费解，以致被人误解为是一种“误书”。其实，从后文所提内容中，不难理解“淫店”一词，并非误书，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书中所记淫店，后面又连载“广东人事、房中技术”，“角皮淫店”，甚至说“淫店二座，助老扶幼，走马、乌须”，诸如此类，均已足证淫店就是专卖春药、淫器的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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