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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伦理性与等级性（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一伦理性与等级性

明代以儒学立国，儒家之礼始终贯穿甚至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使之具有一种伦理性的特征。《大明集礼》的制定，事实上已从礼制的角度规范、整齐了人们的生活，使之井然有序；而《大明律》的颁发，又为这种有序的生活提供了法律的保障。换言之，礼与刑之间，完全是一种相资的关系，两者是社会生活秩序得以稳定的有力保障。

明人生活的伦理性特征，在法律上也有很好的反映，诸如：在诉讼发生时，若是父子兄弟告者，则恕父兄刑；若是夫妻尊长告者，则恕夫与尊长，刑子弟；若是替父兄诬告者，则省子弟刑；若是妻妾替夫诬告者，则省妻妾刑。

如此等等，无不体现出明代法律生活的伦理因素。

即使到了明代中期，宗族内的尊卑等级还是俨然有序。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家庭中的长者，即使犯法，往往也可以得到宽宥。如永乐三年（1405），高邮州有一年老之父，因长子不听教令，想打却又力不能制，“夜以次子往助，长子竟毙于父”。当时刑部所拟之罪为：次子准弟殴兄死律，斩；父准子孙违犯教令，父母非礼殴杀之律，有《大诰》减等，处以杖刑，又因年已90岁，仅处以“收赎”。这一处理上报到明成祖那里，成祖说：“法原于情，其议未当。”命礼部尚书蹇义等再议。蹇义等上奏道：“次子从父命，助执兄，初非有杀兄之意，其罪但不能乞免，兄之死于父耳。”最后，明成祖命将次子谪罪戍边，而其父免赎。

与上面的例子正好相反，如果是卑幼者侵犯了尊长，那么法律就会加重处罚。如正统六年（1441），礼科给事中邹冕因为私忿殴打他的堂叔，法司论罪，仅拟“赎杖还职”。但明英宗对此处罚相当不满，认为如此犯上，已不适合做近侍之官，处以谪戍边卫。

在权势与宗法伦理之间，尊卑关系还是重于权势。

《大明集礼》的制定，事实上使“贵贱有别，望而知之”的社会生活模式得以重新建立，

而洪武十三年（1380）颁布的《明律》，则更使这种等级制度从法律上得到了保障。《明律》中的“服舍违制”条，其中就规定了对越级僭用服饰、车舆、房舍、器用的惩罚条例。以服饰生活为例，明朝士女服饰都有一定的规则。在明初洪武年间，基于律令严明的前提之上，这套伦理等级制度得到了很好的实施与执行，人人遵守“画一之法”。

即使是服饰的颜色，朝廷也作了明文的规定，凡是一般官员及平民，均被禁止服用柳黄、江黄、明黄等多种颜色，

使其成为皇家服饰的专用色。

饮食生活同样具有伦理等级性。洪武二十六年（1393），为了防止世习奢靡，明太祖在饮食上确立了一套等级制度，并就饮食器皿的质料作了详细的规定：公侯与官一品、二品，酒注、酒盏用金，其余的器皿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银，酒盏用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用银，其余都用瓷；庶民百姓，酒注用锡，酒盏用银，其余用瓷、漆。至于漆木器，均不许用硃红及稜金，并雕琢龙凤一类纹饰。洪武二十八年，《礼制集要》一书修成，对饮食器皿的等级重新作了规定。

建文四年（1402），又对规定进行了重新申明，即使是有品级的官员，也不许僭用黄金制成的酒爵。正德十六年（1521）又定，一品、二品官员，饮食器皿只许用黄金，不能用玉器。至于那些商贾、工匠之家，饮食器皿不许用银。

在房舍方面，明初对庶民的厅房也作了规定，严禁超过三间，尽管富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财力拥有数十所房屋，但每所房屋的厅房同样不得超过此数，更不准用瓦兽屋脊，雕梁画栋。此外，按照制度规定，如肩舆只准三品京官乘用，一般庶民不准越分僭用。所有这些，无不都是伦理等级制度向社会生活的渗透。

礼的实质其实就是肯定等级差序的存在，用当时的话语表达就是要维持一种“次第”、“等级”的存在。礼有次第，正如厅堂有阶级一样，足以保证人们的生活不可能骤僭，所以明代礼制在等级的规范方面往往是不厌其烦。礼一旦有了等级，即使是居傲之人，也不敢轻易凌驾、超越，这正如台阶有了级梯一样，即使是健步之人也不得昂首阔步。礼制一旦确立，自天子而下，乃至庶人以上，在名器与服饰各个方面也就各有一定的等差。礼制所规范下的生活，是一种中庸甚至温情的生活。原因很简单，礼不仅是针对下层社会的，同样也制约着上层社会的生活。换句话说，上对下太杀，势必造成“逼下”；而下人之礼太隆，则又会“僭上”。两者均不可取。礼的实质在于保持一种上下之间既有等级名分，却又是温情脉脉的和谐生活景象。

礼制下的社会生活，其基本的特征就是伦理性。而事实上，从明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来看，无不贯穿着一个“礼”字。以出行来说，同路相遇，男子必须礼让妇女，骑马者必须礼让步行者，身上无重担者必须礼让身上有重担者，卑幼之人必须礼让尊长之人。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客套，而是礼制规范下的生活秩序性。

社会生活的伦理性往往与实用性并存。礼制既然要求人们守本分，就必须弄清楚万事万物的“本意”，才不会再向往或追求分外的生活。从本意上说，宫室只是为了安居，衣服只是为了蔽体，饮食只是为了充饥，器具只是为了利用，妻子只是为了后嗣，

如此等等，无不说明社会生活中所包含的实用性特征。这从建筑物的特征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传统儒家制物利用之道，其根本就是追求一种“朴素浑坚”的实用以及坚固，而不是“靡丽好文”的美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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