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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后院失火贻笑天下（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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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之心不死

1940年年初，位于枣子岚垭的“漱庐”装修完工，军统局局本部终于有了一个相对集中的、自成一体的办公场所。

军统局迁到重庆后，局本部内勤人员已达1000多人，因找不到较为集中的办公场所，局本部各部门被分割得七零八落。直到一年多后，在原有办公场所罗家湾二十九号周围，买下罗家湾十九号及十九号至中二路占地约200亩的房屋及空地，加上与十九号相连的“漱庐”，才有了一个局本部工作人员集中办公与食宿的场所，统称“罗家湾大院”。

“漱庐”其实是军统局的招待所，是外勤高级特务回局本部请示汇报的住所，有一个侧门直通局本部。院子大门的门楣上挂着一块醒目的横匾，上面用五彩玻璃镶嵌着“漱庐”二字。院子里有一幢中西合璧的三层小楼，按最初的设计，一楼有会客室和饭厅，二楼有戴笠的会客室，三楼有几个局级干部的办公室与值班室，二三楼均设有客房。

这座三层小楼的主要功能就是接待客人。军统在重庆的办公用房包括戴笠个人的公馆，在装修布置上都很简单，唯这幢中西合璧的小楼，不仅环境幽雅，装修布置在战时的重庆也堪称豪华与排场。一楼百十平方米的大厅里，虽然摆放着半旧的沙发，但在花草、字画和精致的木质扶梯的点缀下，倒也和谐雅致。二楼戴笠的小会客室里还摆上了古董架，更显附庸风雅。

楼前屋后也是庭院深深，莳花植木嫣红姹紫。

戴笠向来要面子，年少青涩时代打肿脸充胖子的事不胜枚举，如今统率着偌大一个军统，又怎会不讲究中国式排场？

“漱庐”成了军统对内对外的窗口，戴笠的重要客人都在这里接待，包括食宿。戴笠本人并不常到这里办公和住宿。常住这里的除了门房、厨子、勤务兵各一名，就是秘书一两名。王蒲臣曾在这里办公、居住，并代表戴笠接见宾客与回渝的外勤人员。

“漱庐”的另一大功能，就是在此举行大型活动与集会。一楼约一百平方米的大厅为开展活动提供了场所，楼后面沿山坡向下，是一大片开阔的草坪，正是举行大型集会的绝佳场地，被军统称为“罗家湾广场”。

1940年4月1日是军统成立八周年纪念日，正在踌躇满志的戴笠，决定在这里举办军统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纪念大会。

阳春三月，戴笠漫步在开阔的草坪上，走在旁边的是“四一大会”指挥王兆槐和总务郭斌。两人边走边向戴笠汇报搭建天棚遮盖住整个广场的设想。

戴笠正听得津津有味，毛人凤拿着一封电报急匆匆赶来。

毛人凤这个代主任秘书，在局本部干得有声有色，既有代表戴笠处理一切公务的权力，而又拿捏得十分得当，从无僭越之嫌，在戴笠心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逐渐成为军统名副其实的“内当家”。

从毛人凤的神色看，是发生了事关重大的紧急情况。

电报是军统川康区区长张毅夫（又名张严佛）打来的。

由于西安事变中，西北区彻底崩溃，戴笠于1937年年初派张毅夫到西安，重建川康区，坐镇西北。张毅夫的公开身份，是军委会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

张毅夫在电报中称，3月14日，成都发生饥民抢米事件，经查系中共领导的有计划的“春荒暴动”。已当场逮捕左派报刊《时事新刊》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朱亚凡，并已由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领衔通告，以“临场指挥春荒暴动，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朱亚凡判处死刑，就地正法。电报上，张毅夫还列出了多名中共党员的名单，说他们是“春荒暴动”的幕后操纵者，请戴笠下令，将他们予以逮捕。

戴笠核查这些人的姓名，发现他们都是上了军统黑名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抗战爆发以来，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口头上称“联共抗日”，实际上反共主张从未改变，只不过战场形势紧迫，一时无暇顾及。到1939年10月末，在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后，日军由于战线拉得太长，再无力大举进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终于倒出手来，于1939年元月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抗战期间“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设立“防共委员会”，特别强调，要以特务手段破坏共产党在各地的秘密组织。

但由于年初戴笠忙着布置河内刺汪，紧接着上海冒出个伪特工组织“七十六号”，上海区连遭重挫，搅得他焦头烂额，对反共之事仅仅是做了一些布置，张毅夫的电报正好为他找到一个亲自上阵的切入点。处理得好，可以为他从河内到上海的刺汪失败扳回一局。

醉翁之意不在酒

当天下午，戴笠赶往蒋介石的黄山官邸，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成都“春荒暴动”之事，重点介绍了那份中共名单。名单中有四名颇具影响的人物，他们是：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兼第十八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罗世文，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车耀先，刘湘“武德学友会”核心成员郭秉毅、汪导予。蒋介石听完汇报，指示戴笠，对这些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实施秘密抓捕与暗杀，以镇压成都的“春荒暴动”。

不敢公开抓捕，显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借题发挥，借成都“春荒暴动”事件，打击共产党。

所谓“春荒暴动”，其实与共产党毫不相干。

成都自古就是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当时发生春旱，情况并不严重，造成春季粮荒的原因，是一些不法商人为操纵市场，牟取暴利，或任意抬高米价，让老百姓买不起米；或囤积居奇，形成有市无米，人为地制造粮荒。

连日来，很多米店、粮仓周围都挤满了饥肠辘辘的百姓，对方均称无米可卖。

引发抢米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四川军阀刘湘的老婆刘周书等人囤积的上千石稻米，因在重庆银行的仓库里存放时间过久而发生霉烂，继而将霉烂的稻米倒进了府南河里。这个消息引起饥民的公愤。3月14日傍晚，愤怒的饥民不约而同地汇集到位于老南门黉门街的重庆银行仓库周围，高喊着：“我们饿肚子，你们把米放烂往河里倒……”“赶快把米拿出来！”

回应他们的是紧闭的仓库铁门与荷枪实弹的卫兵。这让饥民们怒火中烧，声势愈发浩大，仓库附近的人越聚越多。

在对峙中，矛盾迅速激化，一些饥民蜂拥闯入仓库，“捣毁仓库营业室及职员寝室”，进入粮仓抢米。

成都警察局局长唐毅闻报，立即派出大批警察、宪兵前去镇压。这些全副武装的军警，以武力驱赶、殴打手无寸铁的老弱饥民。由于有饥民被打死，愤怒的人群被迫反击，用拳头与持枪军警展开搏斗。

在此次抢米事件中，军警逮捕了72名市民和26名《时事新刊》报社记者。张毅夫在电报中所说的该社记者朱亚凡，家住在南门外，他听到银行仓库周围人声喧嚷，便前往察看，随即在人群里采访。前往镇压的某警察分所所长见他的衣着打扮不像普通市民，就认定他是现场指挥者。

《时事新刊》是进步报刊，国民党当局认为该社内部有共产党人。唐毅听了下属的汇报，与张毅夫一商量，不仅认定朱亚凡是“暴动”的现场指挥者，而且认定他是共产党人。

为了邀功，两人捏造了一套朱亚凡的“供词”。“供词”中朱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供称抢米事件是共产党指示发动的，他就是发动“暴民”抢米的现场指挥者。如此一来，一个由奸商操控米市导致粮荒而发生的饥民抢米事件，变成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动事件”。

为了避免事情败露，两人呈报成都行辕与川康绥靖公署，请准将朱亚凡枪杀，从而死无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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