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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学复苏 碑学从容──关于20世纪书法艺术的回顾与展望（第1页）

“人民日报70年文艺评论选（..）”！

帖学复苏碑学从容

──关于20世纪书法艺术的回顾与展望

黄惇

书法作为艺术，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对于书法艺术的影响和制约，看似纷繁，但作为历史的产物，必反映于承传和变革两极之间。承传和变革都不是绝对的，承传中寓变革，而变革则是承传的反映。20世纪初，中国书法正处在清末碑派的热潮时期，康有为于1891年刊刻《广艺舟双楫》，扬碑贬帖，其偏激的观点，既是对19世纪清代碑派书法理论的总结，也是清末书法思潮的客观反映。在他的笔下，当时的书坛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二是“北碑盛行，帖学渐废，草法则既灭绝”。康氏的理论在当时影响甚大，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的绝大多数书家均笼罩其中。晚年的康氏对自己曾有反省，称“吾不自量，欲孕南帖、胎北碑、熔汉隶、陶钟鼎，合一炉而冶之，苦无暇日，未之逮也”。他留下的这一遗言，又似乎苦苦折磨着他下一代的追随者，因为这种出于碑学立场的理想目标，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十年浩劫中书法艺术遭受严重摧残。当时日本个别书家曾做出“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任务将由日本人去完成”的狂言。然而书法──这一最具中国文化精神的艺术，早已融进中国人的血液之中。近20年来的书法热潮，风起云涌，旷古未有。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在经济复苏、政治宽松的环境下，书法社团、书法展览、书法出版事业、书法史论学术研究、书法教育及对外书法交流均得以超越历史任何时代的发展。

20世纪的最后20年，较之20世纪前半叶的书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最显著的现象是碑派的一统天下被彻底打破，书法由于承传对象的多样和视野的突破，形成了风格丰富的格局。80年代以后书坛发展呈现出如下走向：

其一，继承清代碑派的一脉，运用碑派的审美观念和积累的技法，深入开掘新出土书法资料的学习，形成许多新的热点，如汉简热、写经体热、楚简热……并且将清代碑派所擅长的主要书法隶书、篆书、北碑加以外延。形变和糅入行草的笔意是其两大特征，使静态美趋向更多的动态美，成为这一时期碑派的时尚。尽管他们所表现出的审美趣向仍以拙、重、大和金石气为主调。

其二，帖派得以重新复苏。由于印刷术的进步发展，过去秘藏于宫廷内府的优秀书法墨迹以精美的印刷品不断问世，于是为数众多的中青年书家直接受益于墨迹，为帖派迅速复兴提供了条件，各种展览会上行草书作品大量涌现，使帖派书法上升到清中叶以来的最高点。这种现象表明，被清人因推崇碑学而割断了的书法发展脉络得以重新连通，使二王系统文人书法重新恢复了历史地位。这对于突破清代碑学观念之笼罩、全面继承书法史留给我们的优秀遗产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三，20世纪初就有不少书家提出碑帖兼融论，这种观点，本是对碑派热潮后的反思，或言碑派高潮后出现颓势时寻求新出路的表现，但在当时帖派衰竭，作为被融合一方，地位水平低下，所以所谓融合表现在创作中也不过是生吞活剥的表面文章。20年来由于帖派书法的迅速提高，使得碑帖兼融的创作模式，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以上书法创作的三种走向，以多样的形式构成当代书法发展的主流，也可以说是20世纪书法发展的主向。碑派书法中出现的形变和动态特征；帖派书法一改历代追踪一两位书家而呈现出全面回归、多姿多态的局面；碑帖兼融努力摒弃生硬拼凑而追求内涵的变化，所有这些发展都反映了承传中所寓现的变革。

尽管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潮流中，绘画、音乐、教育、学术都早早受到西方的影响，书法领域的东西方文化碰撞却迟至80年代才在中国出现。20多年来因受日本前卫墨像派和西方抽象绘画影响，出现了一些被称为“现代书法”的探索者，他们从观念上而言可谓五花八门，有的主张抛弃传统，有的主张不受日本前卫派影响而走出中国自己现代书法之路，有的提出从传统中开掘现代意识，有的则提出只有破坏书法才能使书法走向现代。由于受西方绘画后现代主义影响，更有提出解构书法原有的要素，甚至主张不用毛笔、不用汉字，而只需注入他们撷取的书法因素就可以搞创作。这些探索虽未成为当代书法的主流，但在近十几年来逐渐被书坛接纳，并在展览中出现。不过，这些探索是否为广大观众所认可，还有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一是如何将现代书法区别于抽象绘画，二是现代书法的发展是否以牺牲传统书法为代价。那些想割裂传统、重起炉灶的观点显然无法获得中国文化的承认。

当今的书坛能同时展示碑、帖两大系统，容纳各种流派，是书法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崭新阶段，百花齐放的局面来之不易，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国家繁荣强盛的必然结果，需要我们倍加呵护。正因此，当代书坛尚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如当今展览会已成为发展书法创作的主渠道，如何既发挥其积极意义，又克服其负面影响──阻止流行风的泛滥，少一点“高大全”，多一些精品意识。又如书法教育看似从幼儿园到高校层次丰富，而实际上十分混乱，如何有序地纳入素质教育的轨道，特别是搞好艺术院校中的书法专业，都亟待我们认真研究。因为高校培养的书法专门人才，将是未来书坛的中坚力量。书法史论研究对于提升整个书坛的文化品位都至关重要，然而一些理论家在运用西方文艺学时，因生搬硬套而造成许多误区，仍然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当然，书法艺术是艺术家的个体行为，一切外来因素，都不及艺术家自身提高修养来得直接，书法需要文学、文字学和众多兄弟艺术的滋养，这对于未来一代的青年书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缺少了这些土壤，承传会变质，变革──创新亦徒有空名。

站在世纪之初，展望未来的书法，我们认为正确处理承传与变革的关系，仍旧是书法界必须重视的课题。20年的书法热潮，正是在承传上全面回归，才出现了我们时代突破清代笼罩的变革，既然清末“帖学渐变”的现象、“文革”时期书法几乎毁灭的现象，我们都已经力挽狂澜，那么还有什么可以使我们担忧电脑时代书法会出现衰退，还有什么可以使我们担忧对外开放会使书法全盘西化呢？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承传的不仅仅是书法的技法，更应该是滋养书法的文化。没有高品质传统文化内涵补充，就像中国没有了黄河和长江，我们时代的书法就不可能有超越历史的变革和发展。承传可以使我们获取更多的养分，以更充实的底气去创造、去开拓中国书法的未来。

（2001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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