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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明人生活的社会背景（第3页）

1.卫所之军

在明初时，由于边地之乱，一些军士随大军征讨。乱定之后，就在附近留屯。随着子孙的繁衍，人口渐增，慢慢也就成为当地的移民。如湖南蓝山县之宁溪所军士，就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从南京随大军征讨而来，而后留屯宁溪，设城守御。至明代中叶以后，族姓蕃昌，除了原有的屯田之外，开始置办民田。

在卫所中，除了军官、军与舍人、余丁之外，尚有一些流官。这些流官多为一些杂职，上进的仕途既无多少希望，于是就在卫所寄寓下来，而他们的子弟也就入了卫学，并以卫籍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如申汝刚，万历年间补为威海卫学生员。申刚之父原任本卫豫积仓大使，贫老无归，“因寄籍焉”。

2.士人之游寓

明代中期以后，游寓之风相当兴盛。读书士人有志四方，往往不愿为里巷所羁，老死乡里，而是出游天下，在饱览天下风光、开拓自己胸襟之余，希望能找到出仕的机会。究士人游寓他乡的原因或形式，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其一，天下山川秀灵，可以触目寄怀，“遂趋逸驾”；其二，他乡有知己，一些朋友契己相邀，“揽衣结睇，遂相联附”；其三，感乱丧时，希望通过流寓他乡，“图存裔孺”；其四，流寓他乡，是为了绝尘远俗，“寄兴幽贞”。

士人游寓之风的盛行，势必带来科举考试中的“冒籍”问题。明代取士之制，从府、县考试一直到乡试，都要求士子回原籍参加考试，禁止冒籍。明代中期以后州县“土著人少而客居多”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给科举考试中的籍贯问题带来严峻的挑战。如山东临清，十九都是徽商占籍，而“商籍”的出现，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商人子弟在客居地的科举考试资格。有了这么一种大形势作铺垫，当嘉靖年间，浙江会稽章礼参加顺天府试，并获取解元之时，众人哄然相攻，指责其冒籍，但这次明世宗的回答似乎大出攻击者的意外，他说：“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

这显然给那些客居或游寓他乡的读书人一个合法地参加当地科举考试的默认。

3.农民

明人何良俊的记载说明，在正德以前，百姓十分之一在官服役，而十分之九则在家力田。当时是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而自正德以后，由于赋税日增，徭役日重，于是出现了农民纷纷徙业的现象。农民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其社会去向大体如下：

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

上述记载说明，从农村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其基本的流动趋向为乡官家人、官府皂隶、经营工商、游手这四种。而这种社会大流动，势必给传统的里甲以及户籍制度造成很大的冲击。

4.商人之游寓

由于地狭人广的原因，诸如安徽的徽州、福建的福州，“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

如南京的典当铺，在正德以前全是本地人开设，但到了万历年间，这些典当铺与其他绸缎铺、盐店，“皆为外省外郡富民所据矣”。

这说明外地商人大量进入到南京经商。原本是地狭而导致无田可种，在当地无法谋生而流向外地，但人们一旦向外流动，显然使他们的射利之途越发广阔。

商人常年在外经商，在客居地娶妻生子，这种现象至迟在正统年间已普遍出现。

明人丘濬云：“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这一记载说明，江西有大量人口向外迁移，聚居于荆湖。这些流向荆湖一带的江西人，在当地时间一久，置下了自己的产业，就被列入了“税户”的名目。其中替人耕佃，称“承佃户”，而贸易佣作之人，则称“营生户”。

正统三年（1438），各处商贾给引到湖广襄阳府宜城县经商，“因见地广，遂留恋不归，甚至娶妻生子”。当时这件事下到行在户部，他们的建议是应该督责这些人归乡，“其有愿占籍于所寓以供租税者，听从之”。

商人占籍于所寓之地，以供租税，说明他们所占是一种民籍。到成化初年，浙江龙游、江西安福等县的商人，在云南姚安军民府经商者不下三五万人。这些人在各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娶妻生子，置买奴仆，游食无度，二三十年不回原籍”；又在福建，江西商人也“窝住人家，娶妻生子”，“避住不肯还乡”。

显然，长期避住他乡，事实上也就抛下了原籍所应承担的“粮差、军匠等项”，并将负担转移到了里老亲邻。

商人在所寓之地占籍，在正统初年已经出现，但所占仅是民籍，而不是专门设立一种商籍。

商籍的出现，不仅说明商人在原籍之外获得了客居地的合法身份，而且还获得了民籍之外合法的商人户籍。这种商籍给商人所带来的好处，就是他们的子弟可以合法参加寄住地的科举考试。商人的商籍，有记载说“自鄢懋卿始”，

说明嘉靖年间就已存在。随后，在很多城市，都出现了这种商籍。如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

5.工匠、技艺之人之游寓

明中期以后，工匠大多在外工作，凭借自己的手艺挣钱，养家糊口。为了挣钱，有些工匠甚至到了一些边地。如在宣府镇，工人习学手艺，诸色皆备。所谓“诸色皆备”，是说各种手艺工匠都具备。但从这些工匠的原籍来看，如土、木工匠，则主要来自山西；而巾帽工匠，则来自江西。其他还有一些来自他乡的工匠。这些工匠离开原籍，暂时游寓在边方，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

工匠在客居之地时间一久，有些就入籍当地，在客居地参加科举考试。如周应中，浙江会稽人。幼年孤贫，客居北京，凭针工生活。他在工作之暇，再从事举子业，以顺天府籍补诸生，后来还中了进士。

6.游方僧、道

在明初，对佛、道的控制相当严密。明朝廷所建立的僧籍与道籍制度，以及《周知册》的颁发，其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登记、核对僧、道之籍，以防冒滥。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命僧录司、道录司造《周知册》，颁发到天下所有的寺、观。凡是有僧、道游方到外，就需要核对《周知册》，以观其父母之籍、告度日月，如与册籍不同，就是假冒的僧、道。二十五年，太祖又令造僧人《周知册》，颁发到天下各座寺庙，如果遇到“游方行脚”僧人，就以此册进行核验。

时日一久，洪武年间所定《周知册》已很难反映僧、道人数增长的实况。尤其是私度的广泛存在，以及原有《周知册》的周转买卖，更是“奸弊百端，真伪莫辨”。为此，正统元年（1436），明朝廷重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寺、观。

需要指出的是，自正统以后，佛道寺院、宫观已经成了逃民的避难所，这一点毫无疑问。如宣德十年（1435）四月，行在刑科给事中年富在上奏中指出：“近年军民之家，逋逃、规避税徭，冒为僧道，累以万计。”

正如明代史料所揭示，寺院僧徒的来源，“有因户内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为盗事发更名换姓者，有系灶丁、灶户负盐课而偷身苟免者，有系逃军、逃匠惧捕而私自削发者”。

寺院不但成为逃民、逃匠、逃军的避难所，而且成为一些游方僧人的挂搭之所。一些僧人为了取得度牒，数千百众，“奄至京师，非寄迹寺观，即潜住民间，黄冠缁服，布满街市”。

在明代，北京的方言称“代替人”为“挂搭僧”。

从这方言中，也可以看出明代挂搭僧之众，而挂搭僧的特点犹如“代替人”，说明他们往往没有取得合法的度牒，而是到处游方，行遍天下，自由自在，随处有供，或募斋，或寄食于一些寺院中。

（三）附籍与客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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